[107] Posner, Law and Literature, 同前注23, pp.345-346. [108] 《法理学问题》，同前注36，第564页。

在Kingsley案之前，这种压制的做法是很常见的。但由于最高法院在1957年的Roth案提出了一个新的淫秽标准，各州不得不重新认定淫秽出版物的范围。

但大法官们对于判决的理由则存在很大的分歧。其中一封，寄到了加州一家餐馆。[50] 在大法官们看来，仅仅为了保护青少年而禁止成年人阅读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太粗俗的（too rugged）读物，无疑是为了烤猪而烧掉房子。在Kingsley案中，最高法院终于表态：通过法律对意识形态上的淫秽加以压制，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在判决书中，伍西法官对希克林标准做出了三点修正：第一，必须从整体而不是从片段（最糟糕的那部分）来审视《尤利西斯》这本书是否淫秽。

第二，法院多数意见所提出的标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31] 1865年，国会又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通过联邦邮政系统邮寄淫秽物品。缺乏监督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和小事开大会、大事开小会、特别重大的事不开会决定的非民主决策现象，使民主决策、公众参与和监督国家事务流于形式，损坏法治的基础和尊严。

渠道通了就会实现双赢。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基础正在崩溃，法治建设的基础正在慢慢被侵蚀。由于建议的提出是公开的，投票表决往往也不是在保密的状态台下进行的，而且党组会议的材料往往不能拿走，因此大多数党组成员不敢表露与一把手不一致的观点，只能予以拥护，甚至违心地夸奖一把手高明。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各方参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积极性。

从目前来看，可以建立学者和官员的法治作用互动机制。当讲人情或者托人情不管用时，人们想到的是讲道理，即按"理"办事。

但是现实中的维稳显然不是回归规则的作用，实质上以息事宁人为目的，特点是压、拖、迁就、和稀泥，不讲原则，不按照法治规则办事。朝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执政当局的认识水平、执政能力和改革勇气。法治的各环节如果不均衡发展，就像一张桌子的腿长短不一样，格局就会不稳定。平衡法治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既强调国家公权力自上而下的作用，也强调社会主体的知情、主动参与和自下而上的监督，更强调社会共同规则的共同遵守。

应改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务院等立法被动、立法滞后、立法落后的现状，将被动立法向主动介入立法转变，由部门立法向大局立法转变，由义务立法向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立法转变，由管事和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立法向管党组织、管政府行为的立法转变，由立法上下不对接向一体化发展转变，废除不依法办事、过分迁就有关方的维稳措施，树立法律和法治的贤明形象和唯一权威，促进社会主义宪政[2]的发展。在法治策略方面，应稳妥地推进公开、公平、公正，保障权益、协调利益、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注释:[1]参见胡鞍钢著：《中国道路与中国梦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版，第116页。官二代的泛滥提拔严重冲击了我国法治建设的基础。

目前，全国的法治不景气，问题严重的时刻也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从目前来看，解决领导干部内部成长、近亲繁殖和提拔问题，防止这些干部形成圈子掌控地方和部门，全面推行公开竞聘、公开选拔和与之配套的财产公开制度是解决问题的一剂良方。

也就是说，权力和财富既得利益者是最想保持体制和制度的落后性的。在政府主导一切的社会，首先应当承担责任的是政府，因为有关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言而无信、与民争利，执政信用正在严重透支。

但是表面的规则意识在很多场合演变成"认认真真走过场"，非规则的实体核心内容并没有真正改变。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王家福教授给中央上法制课时，原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他们这一代已经不具有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的威信，只能靠规则特别是法律规则来治国。如不及时改革甚至进行革命式的改革，通过垄断或者灰色手段等非法治手段崛起的社会既得利益者，其阻碍力量会越来越强大，下一步的改革会越来越艰难。因此必须创造机会将他们纳入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力量体系，为此要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参与和监督，否定威权制下的一言堂。其二，在公共服务方面，要强调政府对公共财产的保值和增殖的理财功能，而不是强调部门的经济利益或者贪腐。所以官员为了保护自己，大多愿意选择非法治手段来解决冲突和矛盾，使个体矛盾得以缓解。

在法治角色方面，应当建立各司其责和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力量体系。从数量上看，党员人数不足全国人数的10%，是全国人数的少数。

此外，在法治实效方面，应建立以法治实效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综合协调考核机制，使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始终成为法治考核指标体系设计所追求的唯一目标。由于这种现象很普遍，因此经常出现一些高层官员直接干预基层个别的小案，给基层警示的现象，如前总理温家宝亲自为老民工讨工资等。

这需要用另外的理念来补充科学发展观。领导干部进党校听党课，立即就有法治意识，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但一进入儒家传统占主导地位的官场，法治思维就让位于官场丛林法则与层层高压管制的规则现实。

社会主义宪政和社会主义法治一起共同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如果一把手没有个人魅力或者专业和领导的权威，这些"另类分子"就会成为政治上受排斥的对象。国家和社会今天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他们，他们明天在绝望中就将以相应的态度和方式对待政府和社会，甚至采取极端的以恶报怨的扩大化方式报复社会。严重透支信用的政府已将整个社会带到相互猜忌、防范和攻击的恶性循环之中。

这种阶层式的世袭，是封建社会皇权世袭的翻版。但是事实上，高层立法和决策不接地气与基层做法不顾大局的客观现象，阻碍了法治运行的一体化。

过度牵就维稳规则的蔓延就等于纵容区域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体利益的特殊型和非法性，损害司法、执法的公信，最终损害立法和政权的公信。相反地，缺乏人性和公平正义规则的支持，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将是一句空话。

在法治策略方面，应稳妥地推进公开、公正、公正保障权益、协调利益、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法治机制。因此，党组和党委在很多单位变成了一把手的党组和党委。

第一种结局是社会的广泛期待。熬和忍被广泛认为是地方和部门副职生存的策略。一些部门和地方存在的宪法服从国外看法、法律服从内部规定、内部规定服从领导决定特别是一把手决定的现实，压挤了法治建设和发展的空间。三是解决执法者与监管对象猫鼠同笼共同侵占社会和公众利益的问题，这需要理顺政府权力和行业利益的关系，使政府权力回归看家人的角色，使行业和企业经营回归市场调整的轨道。

一旦一个国家的精英，特别是能干的官员、智慧的学者和勤劳的劳动者缺乏政治和经济地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没有了发展机会，这个国家就离动荡不远了。这说明，权力的灰色和黑色行使从高层到基层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导致不公平竞争和发展的现象仍然很普遍，因此，必须细化实体的公平和正义规则体系，对现有的工作体制、制度、机制和程序进行改革。

权力阶层的世袭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和百姓的遭殃，必然得不到公众的认可，也就失去法理上的合法性。而目前，由于担心个人受到报复，即使有不同意见，一般人是不愿意向上面反映单位一把手问题的，所以组织部门的巡视也很难发现所辖单位党组或者党委的问题。

在法治效力方面，应通过制度和机制理顺情、理、法的传统顺位关系。在现行体制和法制下，他们的利益很多是灰色甚至非法的，难以得到阳光制度的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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